AC米蘭官網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理事長,博士,研究員;本文由作者根據其8月14日在北京社科書店舉行的“《哈佛看中國》貢院學人文化沙龍”上的發言擴充而成。
從2008年8月開始,我應邀在美國哈佛大學做了為期1年的訪問學者。在學習研究之余,我直接采訪或者邀請他人采訪了近50位國際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這些采訪后來編成《哈佛看中國》一書,于201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訪談稿件數量較多、規模較大,該書分成了“政治與歷史卷”、“經濟與社會卷”、“文化與學術卷”三卷出版。
在后殖民的理論中,西方人往往被稱為主體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則被稱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稱為“他者”。這一理論后來被人類學加以借鑒、延用,有學者又和語言學里面的“主位”觀察、“客位”觀察聯系起來思考,來解釋不同文化間的互相審視、觀察現象。不管這一理論是否正確,我們權且套用一下。和中國人研究、審視自己的問題相比,哈佛的教授看中國問題,是可以被視為“他者的視角”的。外交家吳建民說過,中國在戰爭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臺中心,這一新變化世界沒有準備好,中國自己也沒有準備好。中國正處在快速變化、急劇轉型的歷史時期,無疑需要“他山之石”,需要聽取不同的意見和聲音。我們一方面要自主地研究好自己的問題,一方面還需要傾聽其他國家、地區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的觀點和意見??梢哉f,《哈佛看中國》作了這方面的嘗試,而且是成功的。這個活動、這本書所提倡的“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對方問題”的方式,也應成為今后思想文化交流的有益方式。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義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說,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誤解是各種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消除這些誤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梢钥吹?,在哈佛的不少學者已經換位思考,試著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思考中國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比較深刻、比較中肯、比較客觀、比較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有的可以說是真知灼見。
當然,許多學者的觀點不是不變的。大家知道,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是“軟實力”一詞的首創者。2004年,他在其著作《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中寫到,既不看好、也不強調中國的軟實力,同美國相比,中國的軟實力微不足道。然而僅一年后,他的觀點就發生了變化。奈在《華爾街日報》專文介紹《中國軟實力的崛起》。被美國人視為“重大國際事務權威觀點發源地”的《外交》雜志的編輯部門外交關系協會在其網站上也開辟專門網頁,以問答的形式介紹中國的軟實力?!鞍殡S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被稱作軟實力的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國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世界許多角落,無論在東南亞、拉丁美洲,還是在非洲,都可以發現中國的影響”。
當然,在訪談中也可以碰到個別自命不凡的為中國“支招”的人們,感受到那些精致卻平庸的美式學問(當然,相比之下,中國的學術研究到目前還有相當一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卻平庸”這個水平),提出的一些觀點有鏡花水月、隔靴搔癢之感,個別觀點有膚淺、片面甚至荒謬的問題。有人認為,美國的學術傳統不太關心你是不是平庸,但非常關心你是否精致。有一個經濟學家給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只要你用復雜的模型作為論證方法,哪怕得出的結論是“人渴了就喝水”這樣的廢話,也會有很多雜志愿意發表你的文章。還有一個,我注意到,許多所謂“中國通”,不管是被我們劃分為親華的,還是的,在中國的諸如民主、人權、自由、社會制度、民族與國家統一等問題上,基本的看法其實是差別不大的。為什么他們給我們的印象這么迥然不同呢?關鍵在于,一些“中國通”出于維系與中國良好關系、與中國政府官員與學者良好關系的考慮,在與中國交往、特別是在與中國政府交往時,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觀點。他們通過這種關系,可以從中國獲得研究資料,拿到研究經費,找到在中國講課、合作、課題研究的各種機會。這些人知道中國人愛聽什么,在中國只說好話,說那些中國人聽了比較受用的話。即使有批評,也是很用心,很乖巧,點到為止。而他們在美國國內的觀點,包括在美國的講壇上、會議上的言論,則恐怕和我們在國內聽到的不一樣。還有一個,我也注意到,依然有個別學者,有的甚至充當過美國政府所謂“智庫”的學者,還是有“冷戰思維”和敵對意識的,有點逢中必疑、逢中必反的味道。
對待這些學者的觀點,我們應當采取自主的、審慎的態度。需要多聽多想,有取舍,有鑒別。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調動自己的大腦。關鍵是,中國的問題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去積極地研究、自主地解決。我覺得,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主動出擊,積極做好宣傳、交流工作。中國在面對世界目光的檢視時,當然會有褒揚、也會有批評,甚至有誤解、有歪曲。只有積極主動做好宣傳工作,只有更加公開透明地展示自己,才能讓謠言與誤解遁于無形、止于真相。同時,要切實改進宣傳、交流工作,注重宣傳、交流的效果。我們的對外交流,多數老外感到很隔膜,很生疏,沒有和我們交流下去的興趣。應當采用西方人“慣?!钡?、更易于明白和接受的方式來進行。老實說,在這方面我們是有很大的改進余地的。
在對外交流中,持有什么樣的姿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是,既要有應有的自尊,又要有應有的自省,二者不能偏廢。但是,實際卻不是這樣。
首先說中國人缺少自尊的問題。我想,誰都能舉出一些中國人缺乏自尊、缺乏自信,甚至崇洋、挾洋以自重的例子。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在中國下館子、住酒店總能享受到特殊待遇。如今,在飯館和商店里一擲千金購買香檳、名牌服裝和豪華轎車的往往是中國人。但這些人卻常常發現自己仍無法享受到和外國人一樣的待遇。飯店會將較好的桌位留給外國人,一些商店只準外國顧客進入,在提供服務時也是老外優先。
在馬路上,時??梢钥吹狡恋闹袊贻p女性挽著一個西方“丑八怪”的胳膊。有一個老外在博客里說,他在中國居住的不長時間里,已和眾多漂亮的年輕女性有過交往,大講特講中國女性是多么主動、多么瘋狂。外國人十有八九在中國的生活幸福得難以想象。他們承認,自己一旦回國,這種生活就不復存在,只會規規矩矩地找一個女朋友,過普通日子。
一個中國女性嫁給了一個歐洲人,住在北京某公寓。她回家忘了帶小區的通行卡,門口保安往往會刁難一番,而她丈夫就從未遇到過這種麻煩。而事實上這個中國人才是房主。
做同樣的工作,外國人的薪水會高出一大截。他們不必理會那些懲罰條例或加班時間,報酬仍然有增無減。如果中國公司想吸引外國專家,必須提供比中國員工高得多的薪水,有時甚至得超過西方國家的水平。外國人往往習慣于抱怨在中國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誰也不否認在這兒的生活要比在自己國家舒服得多。原因是,外國人在中國享有太多的特權了。
一些老總出差時身邊往往帶著一名白人隨員,“身邊帶個白人,當地人會高看我們一眼”。盡管隨行外國雇員不必開口,其存在卻往往會使事情進展更順利,至少能讓氛圍變得更友好。當然,這些“白人策略”往往也有缺陷,那就是別人往往將其雇員當成老板,而他在別人眼里只是個翻譯。
一個白人女性在中國某公關公司擔任項目經理,然而她除了參與各種會議,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工作可做。開會時她只是安靜地坐著,不知道會議議題,甚至對客戶一無所知。她在中國之所以拿錢卻不用出力,僅僅因為她是白人。那家公司想讓公司顯得更加“國際化”,通過雇用西方人(特別是白人)來襯托自身,好讓公司顯得地位很高、運作很成熟。
不少中國法律都不適用于外國人。在國外開車規規矩矩,到中國就可以任意行駛。遇見紅燈可以不停車、超速、超車,在禁行區駕駛卻不受任何懲罰。即使有哪個“不開眼”的交警沒收了駕照,也可以輕易地取回來。中國法律對他們網開一面,而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也學會了玩弄他們可以享受的特權和“潛規則”了。
很多中國人口頭上掛著“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只有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才算是世界的。在一些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我們的衣食住行、耳濡目染,幾乎沉浸在美國化的氛圍之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對“奧斯卡”金像獎的追捧了。本來是美國國內的一個專業電影獎,儼然成了世界電影最高獎,而“奧斯卡”三個字也成了各類競賽的世界水平的代名詞。大家隨時可見“中國的XX”報道(而這XX又幾乎都來自歐美),比如,中國的“紐約”、東方巴黎、中國的“時代廣場”、中國的“麥當勞”、中國的“綠卡”、中國的“硅谷”等。
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人在與外國人、特別是與歐美國家的人打交道時,缺少自尊和自信。哈佛大學東亞系前主任包弼德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談到,有些中國人,哪怕是受過教育的人,其實對自己的文化不夠了解,對自己的文化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偏見,時而表現出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不自信,時而又表現得過于自信和狹隘。其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看不起自己的歷史,感覺不到自己的歷史有多么偉大,感覺不到自己的文化有多么好。哈佛大學退休老教授林同奇也感慨,有些中國人一個勁地罵自己的祖宗,把中國說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這在世界上很少見。
另外一方面,和缺乏自信、自尊截然相反的是中國人的“虛榮”、“虛驕”,缺乏應有的自省、自覺意識(有時,這二者會奇妙地同時在一個人身上表現出來)。有學者說,某些中國人患上了“民族自尊官能癥”,老是盯著外國人的臉色,過分在意他們對中國的議論,捕捉他們的只言片語,聽見一句好話就飄飄然。一些人總是過分地夸大了中國的魅力,夸大了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分量。對此,知名學者余秋雨說,要直率地告訴國內,國際間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其實,國際間并沒有多少人癡迷于中國的儒家、兵法、武打、變臉、權謀或唐裝。
去年年底,好萊塢大片《2012》在全國上映,引起了很大反響。這部近3個小時的影片講述的是,地核過熱威脅人類,世界領袖們著手在中國境內建造一座方舟,以便日后讓人類和動物再度生活在地球上??赐旰?,給人的感覺是:世界末日來臨時,中國將拯救世界。當看到中國軍隊護送富人和大人物進入方舟時,不少中國觀眾露出了笑容。很多人對一些據認為“親中”的場面很有快感,包括中國軍官對進入中國的美國難民敬禮、中國率先同意打開方舟接納更多難民等。當一位美國官員說“只有中國人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造出如此規模的方舟”時,中國觀眾聽了,高興得笑出聲來。有的人說,看到中國軍官救出平民,作為中國人感到很驕傲,讓我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臺上受人尊敬的國家。在許多電影院,人們排著長隊買票,有的地方一票難求,大家都想看中國拯救世界。有的觀眾說,世界把我們看作重要盟友的時候到了。但事實是,這是美國的一個典型商業運作。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好萊塢把目光放在了這個13億人口的國家身上。他們認識到,把中國人描繪成窮人或敵人的片子在中國賺不到錢。要賺中國人的錢,就必須先把中國人哄高興了。
因此,強調全民族的自我反省意識非常重要。更深一步說,需要“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是由前些年故去的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多年前提出來的。按照費的解釋,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具體說,就是明白自己的文化的來龍去脈、特色和發展趨向,從而增強自身文化轉型的能力,并獲得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行文化選擇的能力和地位。此外,應具有世界眼光,能夠理解別的民族的文化,增強與不同文化之間接觸、對話、相處的能力?,F在,學術界對文化自覺甚為關注。但是對于文化自覺理念的詮釋,人們過多地強調其屬于“宏大敘事”范疇的層面,重視學理的層面,而輕視了其實踐的層面,忽視了其本身具有的提升一個國家和民族“軟實力”、塑造全社會文化精神的內涵。
在進行中外文化交流、特別是比較研究中,還有一個先進與落后的問題。過去,人們將中西文化的不同定位為“時代差異”,今天,人們開始更多從“類型差異”上來認識。應該說,一百多年前,為了沖破保守思想的束縛,以圖強自新,人們將中西文化差異定位為“時代差異”,在當時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在今天,人們應當更加注重的是中西文化的“類型差異”。譬如,中國傳統文化倡導“自然合理”,認為凡是符合“自然”也就是事物本來狀態的就是合理的。強調尊重自然,因勢利導地推動事物的發展。西方近代以來注重“科學合理”,但其發展指向卻是按人的意志用科學去改造自然。這一點,已經引起了當今越來越多西方學者的反思。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是一個命定的、不可違的大趨勢,但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和民族,是不注重自己的傳統或文化的獨特性和自主性的。我們強調文化的自主性,不是不講開放,不是意味著簡單地復古或回歸“東方”,因為這個時代在推著我們一步一步走,這個世界已經把我們籠罩在里面了,我們再也不能閉關自守,而是需要在西方或者其他世界里汲取一些為我所用的東西。魯迅說過,“取新復古,別立新宗”。也就是說,簡單地恢復過去是不可能解決今天中國的社會問題的。為什么不是一個簡單的復歸問題?因為很難復歸。倘若有人想象著“復歸”,就真的會萬劫不復。但是,不能簡單地復歸,并不等同于沒有必要學習傳統。當我們傳承、學習傳統的時候,應針對當代整個支配我們的基本關系,通過對傳統的研究和思考,來面對和解決我們當代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夠面對現代社會最真實的挑戰,抽象地講傳統、講道統、講國學、講民族文化,很容易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因此,在以西方為中心、為主導的當代世界中,討論自主性是有必要的。無論在文化上、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思想上,沒有自主性、沒有特點,就沒有了自我。當然,反過來說,這個自主性不是孤立的、絕緣的、封閉的,是在通過跟別人的對話、交流中形成的,開放和自主、他者和自我之間必須有一個恰當的關聯和平衡。
最近看樓宇烈的《中國的品格》一書。書中說,近百年來,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在借用西方的思維方式來看待我們的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理解正在不斷衰減,使得國人在面對文化傳統時,缺乏自尊和自信,很多人心中的傳統文化已失去了本來的面貌。他舉了一個例子,是關于中國人對待中醫的態度的。有調查顯示,六成以上的被訪者不贊成取消中醫,但同時只有三成人表示看病會首選中醫,而真正選中醫就醫的,則更少之又少。為何有如此反差?這說明,絕大多數人是出于對傳統文化難以割舍的感情而贊成保留中醫的,但缺乏對中醫的深入了解,使他們在遇到實際問題時,又對中醫缺乏信心。不僅如此,近年來很多人倡導的所謂“中西醫結合”,實際結果卻是在用西醫瓦解中醫用西醫的觀念去理解中醫的理論;用西醫的檢查儀器代替了中醫的“望聞問切”;用西藥取代中藥事實上,就是把西醫作為先進的、科學的方法去改造“落后的”、“不科學”的中醫。與西方擅長作定量定性分析、務求“精確”不同,中國文化強調的是事物的整體性和關聯性,往往用“模糊”的方法來闡述事物的復雜性。實踐證明,有時“模糊”比“精確”更接近事物的本來面貌和本質。兩種思維方式各有所長,但如今,許多人總是在用西方觀念作為衡量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先進”、“科學”的標尺。
強調自主性,就是要提醒我們注意,認識世界需要有自己的立場和獨立判斷,不能糊里糊涂地落入別人的圈套?,F在,美國老用“國際社會”一詞。所謂“國際社會”,這個詞是對某些事物或現象帶有價值判斷的描述,許多情況下是反映美國的價值判斷和利益訴求,也常被我們借用,于是我們的視角和口氣無形中來自別人,無意之中成為別人的傳聲筒和擴音器。譬如,近來常在報上見到關于國內“民族主義”的報道和評論,一些學者也發出勸告,好像確有其事??陀^地說,關于民族主義的問題,應當辯正地、一分為二地去看。根據《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定義,民族主義是“對國家的高度忠誠,即把國家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或其他團體利益之上”。民族主義在世界文明史上意義之大是不必多說的。譬如,拜民族主義之賜,歐洲各國才有自己的語言、文學、藝術、文化,很多民族國家才能站立在世界舞臺上。但如今,民族主義似乎成為一種純粹負面的東西。
記得1989年,東西德要求統一的呼聲漸高,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說,要警惕民族主義在德國復活,道出了英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隱憂:歐洲大陸一有強大的力量崛起,他們就會本能地皺眉。但他們喜歡把民族主義這頂帽子送給別人,自己從來沒有這種毛病。德國人完全可以問:撒切爾夫人如此說話,是不是出于狹隘的英國民族主義?還可以深究一步:英國到底有民族主義情緒嗎?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英格蘭,我的英格蘭》一文挺能說明問題。里面寫道,英國勞動人民(原文直譯是下層階級)忠君愛國,有狂熱的仇外、排外的情緒,做出格的事,說出格的話,毫無顧忌。愛好體育運動的人都知道,英國足球迷喜歡唱“上帝保佑吾王”,這或許是世上最早的國歌,產自民族主義形成的18世紀。他們的民族自豪感之強,是別國球迷中少見的。他們唱得最多的大概是“統治吧,不列顛!不列顛統治著海洋”。里面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但也夾雜民族主義情緒的喧囂。奇怪的是,英國評論員不會把齊聲高唱愛國(或曰帝國)歌曲的球迷稱為民族主義者。他們中如有人使用暴力,那也被定性為“足球流氓”。
這些年,國外的許多人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盛行,就連國內的一些學者也跟著嚷嚷。這些人往往對中國人民對國家和民族的質樸感情、對國家利益的合法關心,進行誤解,或故意曲解。中國有沒有民族主義,應該是有的??赡軙腥伺磐獬鹜?,拒絕學習或使用外文,只看自己國家的影視和體育節目,拒絕學習國外的長處,嘴上還喊著“中國第一”。但這種人在中國恐怕極少。最近十幾年來,由于對外部世界了解增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開始關注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等問題,與以往過度的意識形態關注相比,這無疑是一個不小的進步,應當予以鼓勵。不能就此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多么強烈,更不能故意曲解。美國有一份很有名的雜志叫《國家利益》,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文就是在該刊發表的。誰把在這里不停討論美國利益的人士稱為民族主義者了嗎?美國參眾兩院的政治家們討論事情首先考慮美國利益;美國學者在美國利益的大背景下判斷別國的崛起或衰落,其中暗含的問題總是:這對美國意味著什么?應該采取什么應對措施?這些人被定名為美國民族主義者了嗎?愛默生要同胞立足本土,老羅斯福號召美國人民奮發,準備好犧牲自己最心愛的東西,以讓祖國立于強國之巔。有誰說這兩位杰出人士是民族主義者了嗎?
但事情到了中國頭上,似乎就不一樣了。一些海外留學生自發保護奧運火炬并抗議西方媒體的涉藏報道,有外電便稱這些年輕人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西方某些人士的雙重標準總是把自己洗得干干凈凈,而不斷地往別人身上潑污水。無論怎么說,對國家產生認同感并維護國家的尊嚴,不能被任意地曲解為民族主義,愛國的精神是每個國家對公民的基本要求。相反這些年輕人有寬闊的視野、比較的眼光,他們知道中外報道的差別,更想維護新聞報道中的客觀公正原則。他們中有的已申請了綠卡,甚至連國籍都不是中國,卻被稱之為民族主義者。有人說,中國的大學里也有民族主義的氛圍。然而稍加注意就會發現,這些年輕人的文化參照體系往往是超越國界的。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外文不錯,可能在為留學作準備,他們穿的T恤衫上或許還印著外文,外套上還可能有一面米字旗或星條旗,或是美國海軍、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字樣。這樣的年輕人是民族主義者嗎?中國的報紙、電視、網絡整天在報道世界大事。中國城市街頭的報亭,那些漂亮雜志的封面人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白人。在中國的體育頻道,英超、NBA是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世界杯足球賽沒有中國隊,中國觀眾依然看得極其投入。中國人說,我們欣賞的是足球藝術。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的百姓,卻被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
對于這些亂扣民族主義大帽子的人,我們不能輕信,不能上當,更不能附和,不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對于西方人的觀點,我們要積極聽取,認真借鑒,但要有所取舍,有所鑒別。我們不排斥西方的觀點,但要清楚的是,我們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他們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對于民族主義,我認為,有教授的說法很有意思: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民間的愛國主義。
這里還要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西方在吸收中國文化精髓后能順利實現文化轉型,而中國近代以來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卻總是毀譽參半?西方在吸收外來文化思想時,并沒有拋棄其傳統文化,而是試圖設法在自身文化之根中尋找相應源頭。而我們的問題在于,有些人根本拒絕接受外來文化滋養,有些人則主張拋棄自身文化不是用外來文化豐富自己,而是要“改造”傳統文化的靈魂。因此,當務之急是要樹立我們文化的主體意識。只有這樣,我們對自身文化的不足、別人文化的長處,才會看得更加清楚,取長補短才能更恰如其分。這里需要注意的一個“時髦”現象是,有些人將傳統文化作為裝飾品,好像只有背《論語》、《三字經》,著漢服、唐裝,才算弘揚傳統文化;或將傳統文化當做一種時尚,進行商業炒作。更有甚者,以“創新”的名義,在傳統文化中強行注入流行元素,表面上熱鬧非凡,實際上卻是對前者的扭曲與消解。必須明確,我們的現代化,一定是具有中國內涵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如果我們能從傳統中去尋找那些對今天有實質性建設意義、啟發意義、鼓舞意義的東西,而不是買櫝還珠,只學得其表象和皮毛,那么,幾千年的文化將真正成為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成為我們不斷前進的動力。
說到這里,我想起下面這個故事,對我們也許會有些啟迪。上世紀50年代末修建人民大會堂的時候,選擇什么樣的建筑風格成為工程設計人員的一個難題。在西方,傳統的教堂建筑有意識地將禮拜堂做得高高大大,前面的神壇顯得高聳入云,使信徒們一進教堂就有誠惶誠恐、非常渺小的感覺。而在新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建設一座體現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代表行使民主權利的殿堂,應該避免這種人為的落差。當時,周恩來同志以唐代詩人王勃的《滕王閣序》中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來說明人在海闊天空的大自然懷抱中,非但不覺得自己渺小,反而覺得心曠神怡,悠然自得。設計人員由此得到啟迪,將大會堂的天花板與墻體的連接線,設計成圓曲狀,如同水天相連,水天一色,渾然一體。人們進入人民大會堂的時候,沒有渺小和失落的感覺。同理,走向世界的中國人,要自尊、自信、自主,同時要自省、自律、自覺,要有主見、善學習、會取舍。要以寬闊、平和、冷靜的心態審視大千世界,傾聽外界的聲音,用開放胸襟體驗西方文化,在西方現代文明的精髓與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碰撞中,融合出更有創造力和包容力的新中華文化。